2021 CDC Talk | 第一期：胸前的红领巾不咋鲜艳了

上个月腾讯的一个公众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到，鹅厂有一位推动信息无障碍的“红领巾程序员”。我看到以后想起来一句话：

“胸前的红领巾更红更鲜艳了”

这句话一般是用来夸好孩子的，但是今天我想讲的是一个相反的理念：为什么带着这样的荣誉感和公益冲动去做好事，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那我们先来看红领巾是怎么鲜艳起来的。今天无障碍设计对大家应该是一个不太陌生的概念。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所，乃至于马路上的盲道，这些消除各种障碍，让各种各样的特殊群体可以平等的使用环境设施的设计，都是无障碍设计。

那么这些残障群体他们使用互联网、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能不能像我们一样的流畅使用呢？一样的，他们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其实就在几年前，我认识的大部分开发者和设计师，听到盲人可以上网的时候，都还是这种表情。

从十多年前，腾讯的小伙伴们就在尝试推动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无障碍改造。在中国文化里，扶弱济贫一向是一种被视为有爱心的、公益的行为，所以渐渐的，我和我一起做信息无障碍改造的产品团队，大家都自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越来越红越鲜艳了”。

一开始，事情的推进很顺利，因为到处都是低垂的果实，随便哪个地方做一点优化，团队就能收获到一波欢呼。但是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几个奇怪的后果：

首先，有一些问题改好了以后，又被后面的开发再次改坏了，问题又回来了。熟悉软件开发流程的同学知道，这是因为没有配套的回归测试。
然后，是有很多地方改好了、受到了好评以后，障碍群体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改的更好一点？以前我们是完全不能用，现在是勉强能用，能不能进一步改到好用？
还有，一个软件，本来是几个程序员给做的无障碍优化，这几个人岗位调动了，新的同学接手做软件，无障碍的优化他们不想接，或者不知道怎么接。
再有，很多软件无障碍优化了以后，变成了障碍群体日常的必须，这个时候更多的无障碍体验缺陷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了，不过改都改不完。

其实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软件，如果障碍群体根本不能登陆不能进入，那他就只有一个无障碍缺陷。如果你把这个缺陷改了，障碍群体一进来就会发现，哇原来你还有这么多功能，而且还都做的这么差！

在软件产品研发过程中，这本来都是很基础的小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把无障碍当成是一件公益的事情，那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们会怎么做？会迎难而上吗？老子爱心爆棚，问题越多我越努力？更多人的想法其实会是，公益的事情，我高兴的时候做一做，现在有阻力了，我先放一放，过阵子心情好了在做吧。

所以，带着红领巾去做的好事，最后很容易都变得不可持续，红领巾鲜艳不起来的时候，当初接受多少欢呼，现在就要承受多少批评。

于是我们把眼光投向了国外，想看看国际标杆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我先找了从IBM过来的同事问，为什么IBM的无障碍做的好啊？同事说，都是罚出来的呗。

那是怎么罚的呢，我查了一下，美国1973年颁布了508无障碍法案，对于联邦和教育机构等使用的信息产品提出了“联邦残疾雇员与非残疾雇员一样有权接触和使用信息和数据”、“残疾社会成员从联邦政府机构寻求信息和服务时，与非残疾社会成员一样有权接触和使用信息和数据”等信息无障碍要求，并与《联邦采购条例》挂钩。

类似的，欧盟也有《欧洲无障碍法案》（European AccessibilityAct）等相关法规。

这样如果一个IT产品没有做到信息无障碍，它要么失去发达一个庞大的市场，要么需要为它已经获得的订单支付罚款，这就是所谓“罚出来的信息无障碍”

其实其实我们做国内做无障碍，也受益于这些国外法规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界面展现框架，大部分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他们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受到了这些法律的约束，都在系统接口和开发规范等地方预先做了大量的无障碍基础支持。

比如手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都有面向读屏软件友好的各种接口，手机APP开发框架和网页上采用的HTML规范都从最早期就面对信息无障碍做了大量的底层支持。

所以其实我们要对产品做信息无障碍化已经简单了非常多。我们不需要为盲人开发一套文字转语音的系统，我们只需要把文字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系统就可以自动转成语音，让盲人可以听到健全人看到的信息。

在去年之前，中国法律对信息无障碍的约束基本上属于倡导型的。但是在去年底，工信部印发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里面明确“将信息无障碍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这说明我们国家也在朝发达国家的标准靠拢，以后做信息无障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政策约束和惩罚机制了。对于还没有进行无障碍改造的网站和app，以后做信息无障碍越来越会是一个必选项而不是一个可选项。

这些是国家层面上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在企业内部流程上的约束。在企业内部如果没有流程，靠员工带着红领巾去做无障碍，最终它会不可持续，这背后有物理定律在发挥作用。怎么就扯到物理了呢，我来讲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以前我们使用耳机，经常会发现耳机往兜里一收，再拿出来就全都打结了，绕成一团毛线了，要费半天力气去解开它。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大家耳熟能详的物理定律——熵增定律。

一根圆的耳机线，它可以在任意位置朝人意方向随意的弯曲，所以它的变形自由度太大了，只要很小的扰动，它就自发的向着无序的方向缠绕起来，而我们想要降低熵，把它解开，就要花力气，投入能量。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不要熵增太快呢？我们可以降低它的变形自由度，我们可以把耳机线做的很粗，或者干脆做成扁平的面条线，这样就约束他在任意位置都只能朝正反两个方向弯折，变形自由度大大降低了，熵增就困难起来，他就不容易变成毛线团了。

回到我们前面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带着红领巾去做无障碍的项目不可持续呢？因为每个互联网项目都在频繁的迭代，它下一个版本朝向任何地方修改都可以，它修改的自由度太高了。如果我们软件开发者没有受到相关的约束，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度可以不去遵守这些规范去开发产品，那它正好被改到符合信息无障碍的要求的概率有多大呢？

那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把开发拉回到轨道上来，给他们适当的约束，让他们不要“出轨”，让他们只能朝着信息无障碍的方向修改。那就像面条线一样，我们可以用规则和流程来避免系统自发的熵增带来的无障碍方面的退化。

这样对产品做无障碍化，就不是一件公益冲动驱使的事情、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技术和研发流程的规范，一个必选项。

其实我们再往前想一步，为什么操作系统、开发框架技术标准，都支持或者要求了无障碍支持，而我们的开发者这么多年来都忽视了这些无障碍的需求呢？根源也许出在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开发软件那天起，就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我们的软件是要开发给每一个人用的，不管他是否健全。教编程的老师没教过无障碍的接口怎么适配，教设计的老师没教过无障碍交互怎么优化。

我们学习过怎么国际化改造让软件可以面对外国人，我们学习过怎么做移动端适配让网页可以面对手机用户，我们甚至学习过怎么让软件可以面对黑客，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学习过怎么让软件面对视力障碍者。

那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开发者，可以给自己补上这一课；我们如果是一个leader，可以带领团队补上这一课；如果我们做研发管理，可以吧信息无障碍测试放到我们的研发流程里面，让信息无障碍成为团队的必选项。

我们要去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其实并不是看这个国家里最富最强的人有多富多强；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也不是看接受最多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能说明一个国家有多牛的，应该是这个国家里最底层的人，机会最少、资源最少的人，他们能多大程度的享受到社会的发展，能过得多方便，多体面。

我们一起，让这个国家体面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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